李少红导演：女性视角与题材，某种程度上更看重的是自我表达，而非强化性别（李少红电影）

摘要：李少红导演：女性视角与题材，某种程度上更看重的是自我表达，而非强化性别（李少红电影）。李少红,导演,王红卫,血色清晨。“长片很重要的一环节是在拍摄过程中，并不是准备一个很好的剧本就能拍出一个很好的长片……

“长片很重要的一环节是在拍摄过程中，并不是准备一个很好的剧本就能拍出一个很好的长片，还需要有一些拍摄的手段和表达的技能，还有对电影语言的把握和表述的能力，这些都是要靠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把它组接完成。”‍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在前不久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间，李少红导演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王红卫进行深度对谈，李少红从导演生涯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成为长片导演的经历与心得，描绘了一条关于导演的成长轨迹，涉及到了很多非常受到当下关注的话题。

李少红谈到自己“不自觉”地拍商业电影，意外进入了时代所带来的发展机遇，而逐渐理解艺术、市场、商业、类型的过程。在那期间她有很多代表作，其中一部《红粉》》而拿奖，更从创作上启蒙了她对女性电影创作的使命感。

谈到当下热点的女性题材与女性视角，李少红自身摸索以及与很多年轻女创作者的碰撞感悟是，“更看重是自我主体的一种表达的需求和面貌，把能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某种角度上不是强化性别”。

当然，对于电影这个传统“被标定为男性的职业”，女性创作者是“闯入者”，至少截至当下，李少红认为女性导演受质疑依然是一种现实存在，确实考验意志力。她鼓励女性导演们对质疑声做“积极”转化，“不断地跟所有人阐述和解答、说服别人的过程，实际上都在明确你要什么”。

李少红历来非常喜欢与年轻编剧合作，甚至是一些奇才、怪才，在她看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观念，还有他们对于艺术的想象力”，“年轻编剧的合作，让艺术上的想象变得大胆，创作没有任何限制”。当然，其中也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挑战，典型如《大明宫词》时》。

王红卫：那个年代叫商业片，现在叫类型片。这部影片是一个惊悚犯罪的类型，和当时所谓的商业片都不太一样，它的城市感很强。那时候一些商业片，包括第三代导演的影片，题材处理和类型把握同当时的城市生活离得比较远。

李少红：这确实很有趣。电影体制改革和电影市场经济的道路，恰好也是我创作电影三四十年完整的经历。我是在一个把我们当作艺术导演的学校培养教出来的，结果我的第一部影片却是非常商业化的。但是我们还是把我们学到的艺术类型融进去，创造出来像《出租车司机》里的德尼罗这样的》还是《红高粱》》是那一年北影厂卖的拷贝最多的影片，因为它我才有拍摄《血色清晨》的机会。我当时很珍惜这样的一次创作》。

《血色清晨》的首映是在北大。后来连续在长城饭店剧场放了快一个月》视为您的处女作。

李少红：对。

王红卫：《血色清晨》在我个人记忆中还很清晰。首先马尔克斯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必读的一个作家。那个时候（一个人）不知道马尔克斯》都不配做一个文艺青年。我们在电影学院听到叫李少红的女导演要改一部马尔克斯的小说很惊讶，因为当时的国外文学不论是笔法、结构，还是故事，对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和孩子而言都会很新鲜。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少红导演看上了这个故事。其次，这个故事中国化是非常有道理的，小说虽然是马尔克斯写的，但稍微一换脑子就会觉得这部影片如果在中国偏远的地方发生也能令人完全相信。如果没有看到原著，我们会认为这就是中国农村里的故事。这两点让我们这些小孩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不认识少红导演，感觉这个导演很洋气，她不仅拍现代都市的类型片，而且改编一个外国小说。毕竟那时没有人去改编外国小说，尤其是我们正在阅读的很时髦的外国小说，而且还把外国小说拿过来改成了一个中国农村故事。这些行为在我们当时看来很先锋、很前卫。《黄土地》和《红高粱》都是拍农村的》。其实那时候我认为自己很堕落，别人都拍艺术片，我却在拍商业片。因为迫于生计，我是最早拍广告的电影导演，也是最早拍电视剧的电影导演。我认为这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血色清晨》第一场放映是北京大学》到《红粉》都是改编作品。关于电影题材的改编》，马尔克斯的小说给予我更灵魂的东西，触发我们改编成一个道德审判的故事。中国农业社会里最基础的人文状态，这些东西来自原小说。文学的养分对我们的启发是最重要的，文学里的内涵和哲学对电影和影像创作起了很大作用，而且转化为影像之后的力量比文字的力量更强大。《血色清晨》里杀掉小学教师的过程大家感觉到特别震撼》的过程是启发了我内心对女性自我觉悟的过程。苏童这篇小说其实是很早的非常个人化写作的文学作品。而且它是站在女性视角创作的。我们改编它的时候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把个人特色进行很多转化。倪震老师是那一部影片的编剧，他非常注重这篇小说里女性个人化的表达，坚持保留苏童原著中的女性视角。那时候我很担心女性化表达会不会太狭隘、太私人作者化？结果开拍的时候才意识到，小说个人化的表达对于这部影片的重要性。

1995年正好是电影市场开放的第一年，第一部国产影片是从《红粉》开始的。当时在柏林电影节和我们同时竞争的是《红玫瑰与白玫瑰》》。结果最后是我们《红粉》得了奖。得奖的晚上》的许鞍华导演一起度过。他们认可，令我非常激动。后来我们直接飞到上海开始影片的首场放映，第一部国产分票房影片《红粉》的历史纪录是2800万票房》发行前后的市场报告，而我也深入地跟着这部影片跑了全国的院线。后来第二部分票房的影片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对于我来讲，从创作上启蒙了我对女性电影创作的使命感。《生死劫》是口述实录的文本》这个文本经历了多次颠覆性改编。因为它本身具备一定的市场类型片的雏形，也可以改编成一个具备文艺片气质的影片。在这方面，投资人和创作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最后我还是选择走人性和作者气质路线。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跟我一起从电影厂出来的老板于冬的支持。如果于冬不支持我，很可能就是另外一部电影了。我喜欢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女人的视角，从这个视角用情感折射出整个经济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人的变化和情感变化最打动我。我希望保持原作的这种面貌。于冬建议我找芦苇老师来改编，我们两个人跑去西安。我起初还觉得芦苇看起来太直男了，会不会推翻改编初衷？结果没想到芦苇看完小说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这个女性视角，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要下来了。并且于冬也因此非常信任芦苇。当时我们改编成现在能看到的电影样式，这种力量散发在整个作品当中，是能够经得起时代变换的，这个经济大潮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命运和每一个人情感生活的记忆点。

王红卫：少红导演从影这么多年来，和各种各样的导演合作过，和我们看来很怪的作家、很怪的编剧合作。所以想请少红导演为年轻人分享一些作为导演，和各种各样不同的编剧合作的经验。

李少红：我合作的编剧确实非常多，但大多数都很年轻；或者说都是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合作过。我非常喜欢和年轻的编剧合作，甚至于没有编过也没关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观念，还有他们对于艺术的想象力。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第一部电视剧《雷雨》》一种不一样的视角和内涵。文学策划是郑万隆和李陀老师，给我们把关。我比较喜欢用最有原创性的概念来创作，其实鲜活的思想对我们整个创作的走向是最重要的，比技术和经验更重要。对我来说历史中最重要的是人，是人物关系。要让人物更鲜活，让他们有存在感。所以我认为太强的戏剧框框反而可能创作不出来那种飞扬的历史感、人物感。当时《大明宫词》最后认定下来是王要、郑重做编剧的时候》的歌剧服饰展。看完了以后我知道我要找的就是这个人，他可能会有我特别希望能够有的样式，我们穿着这样的服装把所写的剧本里面莎士比亚的台词说出来也能不违和。我们见他后的第六天，他就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我们的服装车间，把我们准备的所有的东西让他看了一遍，最后他从服装间出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给他买一张飞机票，他要回家。这种经历非常地奇特，我认为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我们把他按下来了，重新创作，我需要有新的概念，我们就这样创作了《大明宫词》所有的衣服和演员的装饰》的长片，是由三个短片组成的，我重新回顾了一下，拍长片和短片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短片太长就说明结构上出了问题，有的短片出现四十分钟刹不住的状况，就是内容和截取的点上不清晰。所以我们自己也会在实践中感受到，短片对于做长片导演的拍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王红卫：短片经常会是在电影节平台才可以露出，因为短片放映渠道在我们国内可能还相对比较少，电影节是看到世界各地的短片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同时我被马可·穆勒主席邀请来之后，看到了电影节的片单，当时就给马主席发了微信说恭喜，这次不管是短片的选择还是长片的选择都是非常新，并且之前很好的一些优秀作品终于能够到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来和观众见面，这也是电影节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少红导演曾发表过大意如下的言论，“市场上的商业电影更多的是市场经验的一个套路，但是如果说文艺片和艺术电影，它应该更多的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表达，需要体现导演对于世界的理解、世界观的建立”。在电影节的平台上，少红导演您既有北影厂的第一部商业电影，也有真实从文学出发、从艺术出发的创作，这两种类型的影片您都做过，对于商业片和个人表达的艺术片。您觉得在您的经验当中，是追求某种平衡还是要有取舍，能不能给我们青年导演介绍您的心得？

李少红：我各种类型都拍过，我认为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导演定位要准确，不能在一个作品里什么都要，一定要搞清楚是作者电影还是类型电影。类型电影和作者电影是两个频道的东西，是不可能糅合在一起的。国外没有我们的商业电影、文艺电影的区分，但是有类型影片的分类。我们在电影节看到更多的是作者型的作品，不是类型片的，还有一些属于是实验电影。其实电影节上看到的这两种艺术内涵更丰富一些，但是不属于类型片。欧洲的电影节很少类型片，近几年才有（一些），唯一一个不一样的电影节就是奥斯卡，奥斯卡的电影属于是类型片，但是他们除了这种影片之外也没有别的类型。

不过近一二十年中也慢慢有一些变化，出现了新的导演，也有一些独立电影的存在，这些独立电影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欧洲作者电影的内涵。这些东西正在慢慢地冲击奥斯卡电影节，使电影节有一些不一样的影片出现。我认为大致上电影节和市场电影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创作过程中其实每一个导演对创作的题材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的。对于我来讲，我最早创作《银蛇谋杀案》的时候也加入了电影的方式》这种影片的东西放进去，也是因为在当时美国的类型影片中夹杂了很多导演个人倾向的东西进去，但是整体还是类型片的模式。我们这代导演会有很多这样斗争和矛盾的地方，但是对于我们在座的这几代青年导演来讲，从80、90甚至到00后是没有这些矛盾的，大家对自己的影片非常地清晰，这是非常进步和不一样的地方。和美国也是八九十年代之后出现越来越多的独立电影导演一样，他们非常清楚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即便是混合体也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次在海南影节期间）看到的影片《巨人》》这样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但我认为现在的女导演没有这个过程。我刚看了我们青葱去年的五强《红姐》的导演郭容非拍的一部短片》，对我影响比较大。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没有哭的权利。你是一个女人，你闯入一个男性的职业当中，你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哭是可以的，最难的时候，包括到《血色清晨》接到电报换导演的时候我哭过》我也哭过，这是性别带来的脆弱，哭过之后擦干眼泪，还得要出门，还要去找钱，要面对所有可能针对你的挑剔。包括在第一次拍戏的时候，你的摄影师和你的演员，所有人都质疑你，他们的质疑声中有性别歧视是肯定存在的，你要把这些看作是一个积极的，不要让它变成负面的信息。不断地跟所有人阐述和解答、说服别人的过程，实际上都在明确你要什么、你怎么才能拍出来。摄影机的取景器是全组唯一的眼睛，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所有跟你一起工作的创作者了解你到底要拍什么，为什么坚持这么拍，这个过程是你自己的创作过程。所以我认为眼泪真的是不重要的一件事情，既然干了这个事业，我认为你应该坚持下去。我们跟你都同样有找不到钱的问题，而你现在找钱都知道去哪了，银行都能抵押贷款了，我们那时候出了北影厂大门都不知道钱在哪，谁手上有钱。《红粉》我借了250万》，以及《海洋天堂》。这样的电影我看到深有感触》我肯定去IMAX影厅最好的位置看。类型片的观赏和文艺片的观赏需求是不一样的，一定记得不要用票房衡量它，你喜欢就看就好了。本来我们能看的就少，所以大家有电影节来互推，细分化，找到自己能看到的各种类型的电影。